川普世界最新的草率判斷傷害了我們所有人

作者：Brian O'Neill,喬治亞理工學院國際事務實務教授。

2026年1月,明尼亞波利斯的聯邦移民探員在不同的衝突中殺害了Renée Good和Alex Pretti。

在Pretti被殺後不久,國土安全部部長Kristi Noem表示他犯下了「國內恐怖主義行為」。

Noem對Good提出了同樣的指控。

但「國內恐怖主義」這個標籤並不是Noem所指稱兩人犯下的那種政治性暴力的通用同義詞。美國法律將這個術語描述為一個特定概念:危害人類生命的行為,其意圖似乎是要恐嚇平民、施壓政府政策或透過極端手段影響政府行為。意圖是關鍵。

根據我在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反恐中心管理反恐分析師的經驗,我知道恐怖主義標籤——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是一種只有在評估意圖和背景之後才能做出的判斷。在調查甚至還未開始之前,不應使用這個標籤。恐怖主義的認定需要分析紀律,而非速度。

證據先於結論

在第一輪新聞週期中,調查人員可能知道發生事情的粗略細節:誰開槍、誰死亡以及大致發生了什麼。他們通常沒有足夠的信心來確定動機,以宣稱脅迫意圖——將恐怖主義與其他嚴重犯罪區分開來的要素——是否存在。

為國會提供政策分析的國會研究服務處提出了一個相關觀點:雖然「國內恐怖主義」一詞在法規中有定義,但它本身並不是一項獨立的聯邦罪行。這就是為什麼公眾使用該術語的速度可能超過法律和調查現實的部分原因。

這種動態——在證據證明合理之前急於形成敘事的誘惑——最近在國土安全部部長的斷言中可以看到,這呼應了情報學術界和正式分析標準中長期存在的見解。

情報研究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觀察:分析師和機構面臨固有的不確定性,因為資訊往往不完整、模稜兩可且容易受到欺騙。

作為回應,美國情報界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之後編纂了分析標準。這些標準強調客觀性、不受政治影響的獨立性,以及對不確定性的嚴格表述。目標不是消除不確定性,而是透過有紀律的方法和透明的假設來限制它。

當敘事超越證據

當領導人在能夠解釋什麼證據支持該結論之前就公開將一起事件稱為「國內恐怖主義」時,恐怖主義標籤就變得有風險。透過這樣做,他們會招致兩個可預見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制度性的。一旦高級官員以絕對確定的方式宣布某事,系統可能會感受到壓力——有時是微妙的,有時是公開的——來驗證這個標題。

在高調事件中,相反的反應,即制度謹慎,很容易被視為迴避——這種壓力可能會導致過早的公開聲明。調查人員、分析師和傳播者可能會發現自己不是從問題開始——「我們知道什麼?」「什麼證據會改變我們的想法?」——而是在為上級的故事線辯護。

第二個問題是公眾信任。研究發現,「恐怖分子」標籤本身會影響受眾如何感知威脅和評估回應,而不考慮基本事實。一旦公眾開始將該術語視為政治訊息工具,他們可能會對該術語的未來使用打折扣——包括在脅迫意圖確實存在的情況下。

一旦官員和評論員在評估意圖和背景之前就公開承諾一個版本,確認偏誤——將證據解釋為對自己現有信念的確認——和錨定效應——嚴重依賴預先存在的資訊——可能會影響內部決策和公眾反應。

濫用的長期成本

這不僅僅是專家之間的語義之爭。大多數人對「恐怖主義」的心理檔案是由大規模暴力和明確的意識形態針對性塑造的。

當美國人聽到「恐怖主義」這個詞時,他們可能會想到9/11、1995年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或國外的高調攻擊,例如2005年倫敦爆炸案和2025年12月雪梨的反猶太主義攻擊,其中意圖是明確的。

相比之下,美國更常見的暴力經歷——槍擊、襲擊和與執法部門的混亂對抗——通常被調查人員處理,並被公眾理解為謀殺或針對性暴力,直到確定動機。這種公眾習慣反映了一個常識性順序:首先確定發生了什麼,然後決定為什麼,然後決定如何分類。

美國聯邦機構已經發布了國內恐怖主義的標準定義和追蹤術語,但高級官員的公開聲明可能會超越調查現實。

明尼亞波利斯案件說明了損害可能發生的速度有多快:早期報導和文件資料很快偏離了官方說法。這助長了對敘事被塑造、結論在調查人員收集基本事實之前就做出的指控。

儘管川普政府官員後來與最初的國內恐怖主義主張保持距離,但更正很少能像最初的斷言那樣廣為傳播。標籤會留下來,公眾只能爭論政治而不是證據。

這一切都不會淡化針對官員的暴力的嚴重性,或事件最終可能符合恐怖主義定義的可能性。

重點是紀律。如果當局有脅迫意圖的證據——使「恐怖主義」與眾不同的要素——那麼他們最好說出來並展示可以負責任地展示的內容。如果他們沒有,他們可以用普通的調查語言描述事件,讓事實成熟。

在事實之前出現的「國內恐怖主義」標籤不僅僅是在一個案件中冒著錯誤的風險。它逐案教導公眾將該術語視為宣傳而非診斷。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這個類別在國家最需要清晰的時候變得不那麼有用。